上一次疫情叫什么:上一次疫情叫什么名字

“你记得上一次疫情吗？” “不就是新冠吗？” “不，我是说新冠之前的那一次。”

这样的对话，或许你也曾经历过，当我们在咖啡厅、办公室或家庭聚会上 casually 地提起“上一次疫情”时，常常会陷入一种奇特的语义迷宫——我们指的究竟是哪一次？

时间褶皱中的命名困境

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这种模糊指向背后，是人类记忆的自我保护机制，重大集体创伤事件会被大脑特殊处理，新冠疫情的三年如同一块巨大的记忆海绵，吸收了我们过多的情感与认知资源，当人们说“上一次疫情”时，新冠往往成为默认选项，因为它尚未完全成为“过去”——它仍在以长新冠、经济涟漪、心理余震的形式延伸进现在。

而新冠之前的全球大流行，那个2009年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，已被挤压到记忆的边缘，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8月宣布其结束时，全球估计有15-57万人死亡——这数字在新冠的百万级死亡面前显得“微不足道”,加剧了它在集体记忆中的褪色速度。

命名的权力与遗忘的政治

我们对疫情的命名方式,本身就是一部权力与记忆的编年史。

1918年那场夺走数千万生命的大流行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全球统一名称，美国人称之为“西班牙流感”，尽管起源并非西班牙；塞内加尔人叫它“巴西流感”；波兰人则称“布尔什维克病”，直到一个世纪后，“1918大流感”才成为相对中立的史学称谓。

命名的背后，是归咎的方向、记忆的焦点和责任的边界，当我们今天模糊地说“上一次疫情”时，这种模糊性本身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的避雷针——我们尚未准备好以清晰的名称直面那些创伤,无论是最近的还是稍远的。

被压缩的流行病记忆

人类与流行病的斗争史,是一部不断遗忘又不断重新学习的历史。

14世纪的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社会结构；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；1918大流感后人类建立了初步的全球疫情监测网络，每一次，我们都发誓“永志不忘”,但每一代人都似乎需要重新经历自己的流行病课程。

新冠之前，我们曾以为大规模隔离是中世纪的历史遗物，以为全球供应链对公共卫生免疫，以为国际合作机制足以应对任何病毒，甲型H1N1流感的教训——关于疫苗分配不平等、关于国际协调的局限、关于疫情信息的传播与污名——这些本应成为我们应对新冠的知识储备,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。

记忆的考古学

要打破这种记忆循环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进行“流行病记忆考古”。

在个人层面，这可能是家庭对话中的代际交流——询问长辈关于SARS、关于1957年亚洲流感、关于1968年香港流感的记忆，在社区层面，可以是地方志中公共卫生章节的梳理，在国家层面,需要更诚实的疫情纪念与档案公开。

当我们能清晰地说出“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”、“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”、“2015年寨卡病毒疫情”，而不仅仅是模糊的“那一次疫情”时,我们才真正开始从历史中学习。

命名的重量

下一次当有人说“上一次疫情”时，或许我们可以温和地追问：“你指的是新冠，还是新冠之前的某一次？”

这个问题本身，就是对抗记忆模糊化的开始，每一个清晰的名称，都是一座记忆的灯塔，照亮我们曾走过的惊涛骇浪,也指引着未来可能的风暴航线。

在流行病学的教科书里，每一次疫情都有其学名和代号；在人类集体记忆中，每一次疫情都应该有其清晰的位置和名称，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准确说出过去的名字，我们才能真正地说：我们已经学会,我们不会重蹈覆辙。

毕竟，对历史最危险的误解，不是记错了细节,而是根本忘记了它曾经存在过。